论地理标志与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异同,地理商标的集体效率

一群在地理位置上彼此靠近并生产同一类型的地理商标产品，由此建立的块状经济，是地理商标的生产和经营走向产业集群的基础。资源禀赋（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地理环境和历史传承的工艺使得多个企业或个人共享地理商标的生产诀窍，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后进入者可以较低的投入进入该行业。随着生产者数量的增加，行业内部的竞争加剧，驱使企业萌发创新活动，这些创新活动首先修正和完善先贤遗留下来的技术诀窍，以提升和稳定产品质量。率先创新活动产生经济效益之后，其示范效应会使后来者积极模仿，在创新—模仿、再创新—再模仿这样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稳定的地理商标产品生产标准。这个被大家逐步认可的生产标准带来了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于是，当地的民众开始认可和接受地理商标，市场在行业竞争中诞生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管制将为地理商标的良性发展提供一定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产业集群就慢慢诞生了，并由此发挥集体效率（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进而提升地理商标生产规模。
地理商标的集体效率通过本地外部经济和联合行动两个方面的机制促进了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Ｓｃｈｍｉｔｚ（１９９５）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成功案例中明确提出了集体效率这一概念。他认为，集群化可从本地外部经济（ｌｏｃａｌ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和联合行动（ｊｏｉｎｔａｃｔｉｏｎ）这两个方面获得竞争优势，这是集体效率的基本来源，而集体效率则是发展中国家小型产业的成长路径。本地外部经济（被动的）主要从经济本地化的过程中获得，是不经刻意追求就可获得的收益。联合行动（主动的）致力于构建集群成员的彼此合作和联系网络。这两种集体效率的形成机制均存在正外部效应（ＣａｎｉёｌｓａｎｄＲｏｍｉｊｎ，２００３），前者主要体现在企业彼此靠近所产生的由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组成的多种成本优势，如建立和发展与地理商标前向与后向联系的其他产业的经济活动，由此提升当地的区域经济整体规模和活力；后者主要指企业信息交换过程中产生的不必直接补偿或者补偿较少的知识／技术溢出。Ｎａｖｄｉ（１９９９）的研究显示，集群中的大企业均能从两种机制中获得收益，而中小企业更多地依赖于本地外部经济。本地外部经济是产业集群的自发性结果，所以众多学者更强调有目的的联合行动对集群升级的促进作用。联合行动可推进优势企业产生跨越式的业务升级，增强集群外部联系，发展国家或者国际层面的联系网络（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５），尤其是大学和各类研究机构参与、地区内部存在跨产业交易的这种水平合作方式，对集群内部企业成长存在积极的正向作用（Ａｒｉｔ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与此同时，除了正外部效应外，集体效率的两种机制也可产生负外部效应，即行为人的某项活动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而并未付出任何代价。例如环境污染，过度模仿形成的恶性竞争，弱势企业对优势企业的技术依赖导致的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不足，以及部分企业利用地理商标声誉的搭便车行为等。由此可见，产业集群升级是涉及经济、社会和政策的系统工程，只有通过加强协作，治理集体效率的负外部性，才可在联合行动中推进集群升级。因此，治理地理商标的负外部效应就需要政府严格立法（如地理标志商标）和恰当管制。